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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苍墨健 铁骨冰魂”邓福星先生梅画读感

2018-04-03 08:59 作者: 来源: 本站 浏览: 42次 字号:

摘要: 画梅历史久矣。传说始于宋代华光和尚的墨梅,是以他的弟子扬无咎所绘《四梅图》为代表作品的。墨梅,这种纯用水墨和写意手法,题跋钤印的表现形式,成为同一时期出现的中国文人画的基本的表现手法,墨梅也成为文人画的一支劲旅和有机的组成部分。墨梅出现以后,逐渐雄霸画梅画...

画梅历史久矣。传说始于宋代华光和尚的墨梅,是以他的弟子扬无咎所绘《四梅图》为代表作品的。墨梅,这种纯用水墨和写意手法,题跋钤印的表现形式,成为同一时期出现的中国文人画的基本的表现手法,墨梅也成为文人画的一支劲旅和有机的组成部分。墨梅出现以后,逐渐雄霸画梅画坛,一直到清末,将近六百年。清末民初的一批画家画梅开始施色。进入20世纪后,画家更加关注并强化画梅作品的艺术个性,汲取他类绘画的营养,对作品形式构成颇为重视,其梅画作品也更具有时代特点。作为美术理论家的邓福星先生在谈到徐悲鸿画梅作品时写道“评价徐悲鸿的梅画,应该从绘画发展的意义上去看,它拓展了画梅的理念和技法,创立了新的样式。如果一味地只用文人画尺度衡量,就会认为其作品构图显得不完整,因写实性过强而削弱了梅的寓意

在师从王朝闻先生求学以前,邓先生曾从事过工笔人物画创作,后来的治学和行政事务虽然几乎占去了他的全部时间,但他仍然没有放弃研习书法,也可能是由于习书比作画来的简便之故。这为他后来以书入画打下了坚实的笔墨基础。至于福星先生的学术造诣,已经著作等身,闻名遐迩,自不待言。在书画创作中,他同样秉持着治学般的钻研精神,并借助了艺术史的视野。画梅的同时,邓先生专门地研究了植物界梅逐渐成为人们审美对象的历史,并以审美关系为主线对咏梅的诗词曲赋、画梅的历史发展进行了梳理和研究,同时还对历代梅画做了深入独到的解读和点评,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去翻阅邓先生前些年撰写的论文《梅谭》。

通观福星先生的画梅作品,前后两个阶段画风有所变化,大抵呈现出两种略显不同的面貌:早期多画游龙老梅,尤其是暴风骤雪中的老树新枝,用渴笔重墨勾勒皴擦写出梅干的盘折虬曲、疤节重重、苔痕累累,下笔疾驰纵横、遒劲潇洒,健挺有力,呈现出奔放恣肆、刚健勇猛的气象,构图上也以奇、险取胜,其气势之磅礴,挥洒之率意,运笔之灵动,富有感染力。梅花的孤寒、多姿跃然纸上。后期所作,尤其自2010年以来,他不再以某一种类梅为描写对象,折枝、游龙均有,更喜湿笔淡墨写枝梢,一些作品还辅以竹、石、松、鸟等,用笔凝练苍润,含蓄蕴藉,厚重圆润,画面沉郁清绝、格高韵雅,构图上趋向平和、但求精巧,不少小幅佳作颇富古意和情趣,相较于前一类作品多了些秀逸含忍,梅花的清香、绝色扑面而来。福星先生在评论一些古代咏梅诗词时说,“在赞美梅的孤傲或孤寂,其实往往是作者的自况,借咏梅述说自己的心境,抒发当时的情绪。”这样看来,前一类作品更像是画家自己经过劫难不久,将胸中的愤懑之情郁积笔端喷薄而发;后一类作品,则“洗净铅华见雪肌”(苏轼)的自省和恬淡,少了些剑拔弩张之气,多了份闲云野鹤的安适、宁静,在功力上笔墨也愈加深沉、厚重、蕴籍,运笔也更灵活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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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福星先生的梅画有两个鲜明的特点:其一,以书入画。福星先生在隶书和行草上用力颇勤,不仅从题画的跋文可见一斑,更重要的是,在挥写枝干,戳点花瓣的用笔上,都力透纸背,入木三分,颇有金石趣味,均可见出其书法的渗入。其二,融入西方绘画手法,突破传统程式。福星先生早年画工笔人物时就打下了造型和用色的基础,他在梅干肌理效果的描绘,空间虚实的呼应,枝条的穿插构成,装饰色彩的运用上都或多或少融入了西画的手法,使得画面具有一定的视觉张力。但是,并非其所有作品都兼有上述两个特点,更多的是突出某一方面,并使整体和谐,这是福星先生在画面中不断进行平衡和调适的结果。

福星先生不仅笔墨技法方面十分了得,而且,在治学、文化修养、人情练达等画外功夫上亦非一般习画的文人学者可及。这些与他大学毕业后从军、创作、治学,后又经历劫难、再浸染翰墨的丰富而跌宕的人生历练有着莫大关系。在我看来,福星先生画梅别开生面,独辟新境,所绘梅花不止状物象形、传神摄魄,也是以梅傲霜斗雪、铁骨冰魂作为自我之精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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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当下的中国画坛,时常会发出“有高原而无高峰”之慨叹,可曾想过,文化土壤的改变和专业的精细化发展也是中国画难有高峰的重要原因。中国画花鸟画作为一个独立的画科,其特殊性在其独具的象征意味,只有特定文化土壤中孕育出的国民才能体会梅画的精神寓意,我们欣赏并推崇梅花,实质是通过自然的人化,来标榜主体的人格力量。这就意味着,没有与物象之象征意味相通的人格品质便难以达到“气韵生动”的最高画境,因此才有“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郭若虚)一说,状物之难就难在以个人心性品格去体摄物象之精魂。今天,民富国强、太平盛世,牡丹雍容富贵,松柏长青永存的寓意相较于梅花的傲霜斗雪似乎更宜应景和易得,但梅花成为国花的呼声一直以来都很高。究其原委,我们常常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正是苦难铸就了我们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梅花的不畏严寒、清肌傲骨实质就是民族精神的象征。没有苦难的磨砺,也就难以彰显梅花的苦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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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画家的福星先生,正是因经过无妄之灾的历练而铸就了他刚直不阿的品格和坚韧的个性,才转化为笔下凝霜傲雪的疏影寒香。当下画梅的画坛上,一些专业画家有在笔墨技法上百般锤炼,狠下功夫,有在人文学养上博闻强记,学富五车,抑或二者兼具,不可谓功力不够,使我们能看到他们笔下那些形神兼备的梅画作品,或者读到文人画家精美的咏梅诗词。但是,像福星先生这般驰魂宕魄之写梅画作却属罕见,因为不是每一个画梅的作者都有他那番经历从而形成的阅尽千帆也从容的心境。福星先生的不幸在于遭遇了本不该有的横祸和磨难,但正是因物化了梅的精神才得以使他从容面对,使他人生的境界升华,笔苍墨健,铁骨冰魂,借梅铸就乾坤清气,开了画梅的一个生面。在这种意义上,人生磨难、磨砺对于其艺术创作来说又何尝不是一件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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